国乱思良将，家贫思贤妻。陈云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，让陈云来主管计划工作、财经工作比较好。

  “拿我来说，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，还不懂得。工业、商业，我就不大懂。别人比我懂，少奇比我懂，恩来比我懂，小平比我懂。陈云，特别是他，懂得较多。”

  1949年，新中国刚刚建立，中国接手了留下来的烂摊子，但是由于常年的战争之下，经济凋零，物价飞涨，百姓的生活也苦不堪言。

  一位记者在发出的电讯中说：“这一个国家太大了，又穷又乱，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，不管是天使、猴子，还是人。”

  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大多分布在在上海，他们控制了上海的金融、物资、贸易等。解放了上海，上海的政权在中国手里，可是上海的经济却完全被资本家所掌握。在上海资本家看来，人只会政治和军事，对经济却是一窍不通。

  在要解放上海之际，他们趁乱勾结的势力，操控了上海的货币市场，不让在市场上发行货币。他们对于一些紧俏的物资，如粮食、棉花等囤积居奇，提高物价，搞乱上海的经济，从而给中国制造麻烦。

  在当时，上海的经济能不能稳定，通货膨胀能不能抑制，不仅关系到老百姓的生活，更关系到新生的人民政权能不能稳定和长久。

  上海的经济情况事关全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，面对上海资本家的挑衅，如何去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，如何去打压不法资本，如何恢复全国的生产发展，成为了摆在人面前的一道难题。

  特别是在这场经济战中，谁去当统帅，显得很重要。既要对党和人民忠诚，更要懂经济工作，有丰富的经验。于是在周恩来的推荐下，征求了毛主席的意见之后，由陈云担任统帅。

  陈云在经济工作当中有着独特的造诣，周恩来很早就与陈云相识，对陈云也有着足够的了解。

  在30年代初期，党中央物资紧张、缺乏经费之际，陈云开办了商业公司，在他的妥善经营下，挣了很多钱，并且将这些钱全部交给了党组织。在延安时期，陈云也为边区政府在经济方面做了不少的贡献。在解放东北以后，人民进驻东北地区，也都是由陈云负责经济工作，制定了东北经济发展计划，东北的经济也开始稳定发展。

  陈云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贡献，甚至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，而主管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在经济工作当中碰到难题，也会去询问陈云，征求他在在经济工作领域当中的看法。

  很快在陈云的提议下，中央建立了中央财经委员会，陈云披挂上阵，担任中财委的主任，来负责中国的经济领导工作，通过中财委这个大本营同不法的资本家进行斗争。

  陈云接手了中财委，可是当时的经济局势严峻，农业减产，物资匮乏，失业者也比较多，而且在中国的很多地方都发了大洪水，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。

  1949年人民解放上海以后，上海军委会发布命令，统一用人民币进行结算，金圆券在上海可以暂时流通， 同时成立了指定的银行，用来进行金圆券同人民币的兑换。

  陈云想要通过多发行人民币的方法，让老百姓们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，从而人民币进入上海，逐渐就能成为上海唯一的指定货币。

  上海资本家担心自己的既得利益得到损害，于是利用他们手中的经济特权向人民政府发出挑衅，他们等到人民币兑换掉了金圆券之后，用手中的黄金、白银去搞垮人民币，然后在利用手中所囤积的的银元进行交易，从而使银元在上海流通，人民币进不了上海。

  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，陈云组织召开会议，决定在市场上开始抛售银元，可是抛售的银元都被投机分子都吃了进去，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。

  资本家通过操控银元的方法，使得上海的物价飞涨，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上着的幅度比较大，造成了很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
  在上海资本家的鼓动之下，慢慢的变多的商店开始用银元标价，人民币受到严重的威胁。

  上海证券交易所位于汉口路422号，是当时上海著名的大楼，在这里更是充斥了的势力以及很多的不法资本家，他们在这进行了各种投机贩卖活动。

  刚开始军委会只是对他们做出了警告，进行敲打，希望可以用和平平稳的方式劝他们放弃抵抗，让上海的经济能够稳定下来。

  上海管委会随后下了命令，人民币作为上海唯一的合法货币，禁止使用银元等进行流通，再一次对投机分子做出了警告。

  在的势力的支持下，投机分子面对利益，对于上海军委会所制定的政策仍然不屑一顾。

  军委会决定开始采取强硬措施，陈云与上海市长陈毅经过商讨后决定派遣军警对投机分子进行打压。

  1949年6月8日，军委会派出两名提前对证券大楼进行了侦查，了解实际的情况。

  6月10日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亲自指挥带领，率领200多名干警控制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所有通道，对在场的2100名人员进行了详细的审查，最后共抓捕了238名不法的投机分子。查封了黄金3000多两，银元三万多枚，这次行动取得了大胜利。

  同时，工作人员还不断的向外面的市民做宣传，散发传单，同时还向市民宣传建立新秩序的作用和意义。

  由于采取强有力的手段，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结合，很快市场上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比例也在不断下降，人民币也在上海逐渐站稳了脚跟。

  人民币开始慢慢地进入了上海，反动派看到这一切后，并没有甘心失败。于是开始阻挠人民币的发行以及流通，通过技术印制大量假钞来破坏市场。

  随着假币的大量进入，市场的发展也开始受影响，很快我军的侦查部门也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
  6月中旬，根据假币的线索，抓捕了水果店的老板平仲秋，很快顺藤摸瓜，抓到了另一个嫌疑人黄月英。

  接下来要面对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通货膨胀这个问题，怎么样去控制物价，成为了摆在人面前的另一道难题。

  上海的棉纺织业一直都是比较发达的，不法资本家通过种种渠道想把挤出上海，他们想要把上海的棉花控制起来，以为没有棉花，上海的棉纺织业就不能开工，从而来达到挤压的目的。

  不法资本家利用囤货居奇的方式谋取暴利，在上海抬高物价，使得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飞速上涨，一个月的时间内，棉纱的价格涨了1.2倍，米价上涨了4倍。

  中财委的主任陈云知道棉花的重要性，棉花直接影响到了上海的棉纺织工业的生产和运行。陈云决定开始“以暴制暴”，既然投机分子喜欢囤货居奇，那就反其道而行之。

  首先陈云先让上海部门的大纺织厂优先开工，给工厂供应棉花。随后他派遣人员到全国的各个地方去进行棉花的收购工作，从香港、上海、华南、华北等地一共收购了棉花有一百多万担，暂时解决了上海棉纺织工业的需要。

  在收购棉花的同时，马上陈云又布置开了收购新棉的计划，开始在全国各地买进新棉，预计11月底将购新棉480多万担，这样政府手中就掌握了大量的棉花。

  同时陈云又命令所有各地的银行，除了有特殊的许可以外，不得向任何人发放贷款。

  11月25日，陈云命令全国开始开始统一行动，大规模向市场上进行兜售棉花。

  不法资本家看到了市场上有棉花在出售，都在想尽各种办法去囤货居奇，争抢市场上的棉花，更是不惜高利贷，在市场上疯狂的购买棉花。

  然而这些投机分子再一次失算了。全国各地的棉花贸易公司在一边降价，一边销售，他们看到这些棉花一直源源不断在地市场上售卖，没有停止。而且自身的财力也开始面临问题。于是部分投机分子开始在市场低价出售棉花。

  这一举动开引发了市场的动乱，引发了投机分子们的不安，都在担心自己手中的棉花，于是都开始大规模的向市场上兜售棉花，棉花的价格也慢慢变得低。

  同时陈云发出命令，要求这些私营工厂不得关门，仍要支付工人的工资，同时税务部门更要加紧征税。

  面对政府的步步紧逼，资本家们只得开始向政府妥协。同政府进行商议，要求政府买回他们的棉纱，从而保住自己的最后一点利益。在棉花之战中，人民政府得以再次取胜。

  人民在解放上海以后，资本家凭借对粮食的渠道进行操控，囤货居奇，牢牢把粮食握在了自己的手中，进一步剥削人民。

  当时的上海是大城市，人口众多，刚刚经历过战争，经济还没有开始恢复，便遭遇到了自然灾害，粮食问题显得更为突出，粮食问题是老百姓生存的最要紧的麻烦，资本家们更是想利用粮食问题，搞垮政权，从而使能够不战自退。

  1949年夏季，上海的粮食价格开始大幅度上涨，达到了正常价格的两倍以上，粮食价格的上涨，开始使得人心浮动。

  经过估算，上海每天需要的粮食大概在350万斤，陈云开始组织全国进行粮食的调度，每天往上海配售大米，同时对市场进行进一步的规划，使得上海都能自己进行一定的粮食供应。同时还派遣人员到全国的产粮地区进行收购粮食。甚至还从东北等地调来了1亿斤粮食进行供应，初步解决了上海的粮食问题。

  通过来回调度，政府可以有效的进行周转的粮食达到了十几亿斤，足够上海地区供应一年半。

  上海的资本家看到政府运来的粮食，企图进行高价收购，从而把握住粮食的主动权。大规模的收购了粮食以后，发现政府的粮食一直在源源不断，反而市场上的粮食的价格也慢慢的变低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上海的国营店一直在持续抛售了两亿斤大米，而这些投机商手中也只有少数的金钱去进行收购粮食，为了不让这些粮食烂在手里，从而血本无归，于是他们开始在市场上进行低价抛售。

  在粮食大战中，投机商们损失严重，赔尽了全部的家当，甚至离开上海，出走香港、澳门等地。

  为了避免投机商们投机取巧，再来操控上海的粮食市场，陈云派人到东北等产量地区签订了粮食订货协议，从而确保上海的粮食有足够的供应，保证了上海粮食的稳定，从而把资本家也赶出了上海。

  很快通过银元之战、棉花之战、粮食之战的胜利，上海以及中国的物价开始稳定下来，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恶性通货膨胀的问题也开始得到了解决。

  由于常年战争的影响下，中国的铁路也遭到了破坏，中国铁路运输效率也比较低，铁路也一时间无法修缮。

  上海作为中国的大都市，对各种物资的需求量比较大，贸易往来也比较多，资本家利用这一些难题开辟了私人运输的渠道，垄断了上海的商品市场，成为了困扰人民政府的一个难题。

  陈云认识到了运输问题的重要性，运输问题影响着上海的贸易以及经济的发展。而解决运输问题首要点就在于铁路上，只要铁路能够完善，运输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。

  陈云到上海以后，马上召开会议，要求组织人员进行铁路的修缮工作，他把铁路作为中财委的重要工作来抓，同时组织专门的部门来来管理铁路，增加列车的数量。

  面对列车速度慢、以及行驶中的问题，他提出具体的措施，要求增加错车点、放长支线、增加通讯设备，同时使列车停留的时间尽量缩短，加快装车已经卸车的速度，同时政府要提供大量的资金，去对铁路进行修缮。

  在运输上。他主张开辟多种渠道，铁路运输是一方面，公路运输也是一方面，全面恢复公路运输，汽车运输、马车驴车等多种运输方式齐头并进，从而能保证上海的物资供应正常进行。

  陈云亲自去抓运输问题，使得铁路能够快速的恢复运行，铁路的运输效率以及质量方面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，其它的运输方式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，上海的运输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

  上海的商品流通问题得到了解决，资本家的私人运输渠道也逐渐被打压下去，资本家也开始向人民政府的运输部门寻求妥协与合作，依靠人民政府的运输部门进行交往和做生意，只得根据人民政府的指令行事。

  在陈云的指挥下，棉花、粮食、以及运输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，恶性通货膨胀得到了抑制。棉花是白色的，大米也是白色的，而运输需要依靠煤炭，人们把这三个问题形象地称之为“两白一黑”。

  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三个问题陈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他认为运输问题比较好抓，而粮食和棉纱问题，实质就是吃和穿的问题，政府掌握的多，对市场的宏观控制的力量也比较大，人心也就不会乱。

  毛主席亲自对米棉之战和银元之战做出评价，称赞道：“其深远的意义不亚于淮海战役”

  在上海打的这场经济战以人民政府的全胜而告终，稳定了上海以及全国的经济发展，对新中国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的意义，这场经济战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，人民政府不仅战打得好，更能治理好整个国家。